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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全球新局面？

解析兩種未來發展模式

識勢者生，順勢者為，取勢者勝。
宏觀生存環境決定了國家和企業當下和未來幾年的機遇和挑戰，那么，什么才是當今的“勢”呢？

項兵

長江商學院創辦院長

中國商業與全球化教授項兵

首日課程中，創辦院長項兵就“全球大變局及世界新格局：觀察、思考及中國企業的應對之策”進行精彩授課，為企業家們建立全球大變局及世界新格局的思維框架，看清本質與邏輯規律。
在開學第一課回溯DBA創辦初心，項院長指出，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來，經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但還沒有產生任何一個管理理念可以風靡全球。而長江DBA的使命就是要將中國先進的管理實踐進行系統的總結與提煉，形成源自中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管理理念，推動東西方雙向交流，為全球重大問題的解決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
與此同時，在當今經濟模式、地緣關系、技術創新等各方面都在發生重要變化的關鍵時刻，全球進入大變局時代，在這樣的時代生存，企業家比以往更加需要全球視野和全球思維。項院長詳解了兩項面向未來的經濟發展模式：“經濟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 和“大風流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令全球矚目。需要思考的是，在中國的發展方式中，有哪些元素可以被全球借鑒乃至復制，促進全球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項院長認為，作為中國社會經濟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推手，中國在培育經濟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方面尤為突出，成功經驗具有全球可復制性和可借鑒性。

經濟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

所謂“經濟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新的大型企業和新富豪不斷出現及不斷迭代的現象，這種持續不斷產生的“經濟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正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奇跡的推手之一，他們給年輕人提供了較好的上升通道，增強了社會流動性，為推動經濟繁榮與社會和諧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是值得深度挖掘與傳播的中國元素。

“大風流創新”是指引領式的、原創的、開辟新行業及新賽道的、在全球有一定可借鑒性與可復制性并具有全球相關性及影響力的創新。大風流創新企業必須具備以下幾個特點：

一、商業模式或關鍵技術具有原創性、引領性，以嶄新的科技及商業模式開辟新行業、新賽道；

二、具有持續的全球影響力，通常具有較大規模，能夠進入 “世界500強” （營業收入）、最賺錢公司（利潤）、全球市值/估值最高公司等榜單；

三、通常擁有全球較高的員工工資水平，股東也能得到豐厚回報；

四、能夠以全球應對全球，有效整合全球各類資源，包括全球市場、資本、人才、科技、創新元素等。

在此次課程中，項兵院長還就共同富裕話題進行了詳述。項院長指出，實現共同富裕的國家具有的共同特征是，較為成熟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加上公平公正透明、深度覆蓋而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
成熟而完善的市場體系和法治環境所營造的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以及奮發有為的企業家精神是創富與造富的根本。作為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市場機制主導的一次分配的不可或缺性毋庸置疑。政府主導的二次分配按照兼顧效率和公平的原則，通過稅收、社會保障支出等“一收一支”進行再分配。
縱觀全球，積極有力的二次分配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必要條件。西歐國家，尤其是北歐國家以強有力的二次分配，通過積極的稅收制度和較為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縮小了貧富差距，其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數可以控制在0.26-0.27區間。
面向未來，推進落實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我們需要更為積極有力的二次分配，強有力的、公平公正、普惠共享并深度覆蓋的二次分配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必要條件。
項院長對DBA同學們提出希望，要聚焦此類社會問題，聚焦未來，為全球重大問題的解決貢獻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
他還提出，要盡量跳出傳統思維定式看問題，不能僅僅從中國看中國，要把所有的問題都放在全球視野下來考慮，從世界看中國，擴寬參照系，既要了解個性，也要了解共性。
實際上，在社會創新方面，長期以來長江也一直以身作則，以戰略差異化貢獻著力量，包括將人文課程系統引入管理教育，倡導企業家學員踐行公益慈善，弘揚社會創新，通過加強政府、企業、社團組織、公民社會以及國際組織之間的協同合作，更為系統地應對經濟發展及社會和諧的問題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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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中美經濟？

三個層面看未來增長點

李海濤

長江商學院金融學杰出院長講席教授

學位項目&校友事務及

長江商學院教育發展基金會副院長

長江商學院學位項目&校友事務副院長李海濤教授在此次模塊課程中，以“中美經濟與資本市場：回顧與展望”為題做了分享，其中他對美國經濟韌性因素的分析，啟發了企業家學者們更深入地理解經濟增長的長短期驅動力。

李海濤教授表示，美國雖然經歷了40年來最快速的加息，但加息尚未給美國經濟帶來預期的衰退。目前美國利率倒掛（長期利率低于短期利率），預示著經濟大概率會進入衰退，但這種衰退將會是溫和的。

疫情后美國推出前所未有的寬松貨幣政策，經濟快速恢復，高通脹出現，進而2022年3月開始加息，通常加息后會出現經濟下滑，進入衰退，但這一情況在美國沒有出現，通脹被控制住，其失業率越來越低。

美國經濟的韌性因素之一是金融周期。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處于政府加杠桿，企業、個人降杠桿的過程（中國處于個人、企業、政府加杠桿的過程）。疫情之前，美國居民和企業的杠桿率比較低，因此此輪加息對其影響不大。

韌性因素之二是其藏富于民的財政與信貸政策。疫情之后，美國政府給個人發錢，也為企業帶來紓困政策，使得個人和企業可以克服疫情造成的壓力。此外，美國老百姓的抵押貸款真實利率也比較低，老百姓負擔沒有那么高。

韌性因素之三是AI帶動技術進步和股市反彈，而AI所帶來的科技創新和巨大潛力才剛剛開始。

韌性因素之四是美國已進入制造業超級周期。美國政府通過“基建法案”、“芯片法案”、“通脹削減法案”等，正在推動其芯片半導體、新能源電動車，清潔能源、生物制造領域的回歸和增長。

對于中國經濟形勢，李海濤教授認為，目前中國的GDP逐步恢復，但經濟復蘇未反映到股市表現上，在消費、企業景氣度、就業及GDP環比增長方面出現一定的乏力狀況，這源于目前中國所處的金融周期、消費及投資信心、地產行業滑坡，以及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所帶來的出口及外商投資沖擊等問題。

黃育川

世界銀行原中國局局長

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亞洲項目資深研究員

世界銀行原中國局局長、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亞洲項目資深研究員黃育川在此次模塊課程中也分享了他對中國增長前景的看法。過去30年中，中國的增長率遠遠領先于世界其他國家，這得益于中國從中央計劃式經濟轉向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以及實現了與全球經濟的外部融合、活動的集中化和內部整合（人口流動、貨物流動）。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一些挑戰：

第一，經濟增長中長期持續放緩；

第二，金融和債務問題；

第三，人口老齡化、生產力下降及投資回報下降；

第四，地緣和經濟問題加劇與美國的緊張關系。

從技術創新角度看，2010年到2023年，中國的創新指數排位上升很快。中國的情況非同尋常：一個國家的富裕程度和它的創新程度非常接近，但中國與世界上其他富裕程度差不多的國家比起來，創新程度要高得多。“也因為這一狀況，處于技術領先地位的美國，非常擔心中國創新程度之高，是否會追上美國，因此想將中國的技術發展勢頭抑制住。”

追溯生產率增長中的知識創新來源，外國知識占新興市場經濟體（發展中國家）生產率增長的很大部分，中國也是如此，中國生產率增長的一個主要推動力來自于國外知識和研發，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吸收國外技術及實現技術轉移的能力比其他國家都要強，速度也更快。因為形勢轉變，近年來中國開始大力加強自主研發力度。

從創新力層面看，他指出，基于科學的半導體、生物技術、品牌制藥，基于工程的通信、汽車、鐵路、航空，基于客戶的互聯網服務、家居產品、家用電器、消費電子，以及效率驅動的大宗商品和化學品、紡織、電子設備和建筑機械是中國的四大創新驅動力。

從社會層面看，未來中國需要廣泛的改革議程，包括宏觀經濟和金融改革（特別是地方-中央財政關系和房地產市場的融資安排），戶口、養老金、教育福利等社會改革，以及國營與民營資源分配方面的結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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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新全球化？

看中國企業的中東機遇

商業思想家德魯克曾說，對CEO來說，最重要的任務是尋找正在發生的未來。

陳龍

長江商學院DBA項目創始副院長

羅漢堂創始人、為溪創始人

在以“尋找正在發生的未來——選擇比努力更重要”為題的分享中，長江商學院DBA項目創始副院長陳龍教授表示，尋找正在發生的未來，也是尋找有確定性的未來；同時，選擇比努力更重要，如果方向出錯，可能幾年后就會有巨大差別。

尋找正在發生的未來的一個必要條件是在信息過載的時代，提升吸收信息的轉化率，提升洞見，陳龍教授希望幫助企業家學者們找出趨勢背后的邏輯，幫助企業去判斷生存環境里的機遇和挑戰。

陳龍教授認為，俄烏沖突標志著新全球化的開啟，這一階段是一個以自由貿易和價值觀雙軸驅動的全球化。美國、歐洲及新興國家（東南亞、金磚四國等）都是參與方。其中新興國家非常重要，它們占全球GDP增長的一半以上，中國是其中很多國家的最大進出口國。而與歐美不同，新興國家相較于對價值觀的訴求，更尋求穩定的經貿發展環境。

對中國來說，全球化的潛力仍然很大，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也因此，中國的打法跟美國的打法不一樣。美國是雙軸驅動的全球化，以價值觀為核心去串起其科技、貿易、金融；中國不會關起國門，而會積極推動全球化與貿易、推動和平。

長期來看，中美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問題會長期存在，但長期的經貿關系也會存在，這意味著中西方企業會依據地緣政治經濟、韌性風險、響應速度、本地生產成本、本地生態協同能力、本地市場需求及各地特色，通盤考慮并重新做全球布局。

陳龍教授認為，在當前階段，中國企業家做全球化有三大優勢：

第一，供應鏈整體優勢；

第二，工程師優勢，而工程師優勢疊加供應鏈優勢，意味著中國做高端制造的優勢；

第三，中國企業家優勢。

就中國制造和出口而言，無論是因為地緣政治，還是響應速度等，價值鏈下游改變會最大，下游可能要更加本地化，意味著今后幾年中國的出口貿易會有非常大的改變，中間品貿易會變得很重要，很多末端組裝生產可能不在中國了，而是越來越在本地化，更響應當地市場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