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場電影只有一兩個人看，到創造出《長津湖》票房冠軍，并占據全球電影市場的半壁江山，中國電影行業在短短20多年里迎來巨變，而博納影業的創辦人于冬正是這一變化的親歷者。如今，隨著中國正從電影大國走向強國，也迎來發展的新篇章。

本文收錄于長江商學院X市界聯合出品的《新商業文明這十年》系列，該系列由長江商學院副院長李海濤教授領銜對話長江DBA行業領軍企業家。本期對話嘉賓為DBA首二班同學、博納影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董事長兼總裁于冬，本期對話聚焦中國電影行業發展中的特點與挑戰。

作為影視行業最具影響力的上市公司之一，博納影業這些年創作出《長津湖》在內不少好作品，而創始人于冬的故事，同樣具有代表性，并見證著中國電影的成長。近期，長江DBA畢業典禮在新加坡舉行，包括于冬在內的近30位同學，與教授、老師們一同參加工商管理博士學位證書的授予儀式。

在當天下午的一場交流和對話中，長江商學院的李海濤教授與博納影業董事長兼總經理于冬，就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新技術的影響及電影強國之路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期間，于冬提到，長江DBA的課程經歷，為其帶來了深刻認知，甚至是人生后半程努力拼搏的方向。

于冬：生逢其時

作為長江DBA首二班同學的于冬，在本次對話談到自己的電影之路時，顯得有些謙虛，說他還是蠻幸運的，“我經歷過電影體制改革的艱難時刻，但也生逢其時，趕上了發展的黃金時期。

李海濤教授對話于冬同學

1994年，于冬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后，被分配到北影廠工作。在不斷學習的同時，于冬的才華也開始顯露，并憑借出色的溝通能力，成為北影廠最年輕的科級干部。

上世紀90年代，中國電影市場正處于低谷，大眾不買單，年票房甚至不足8億元，一場電影一兩個人看也并非什么新鮮事，而國產電影更是少之又少，長此以往就形成惡性循環。以1998年為例，僅一部《泰坦尼克號》，就拿到全國近一半的年度票房，而于冬想要拍攝巨制的心愿，也在此時悄悄發芽。

當時，恰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之際，各行各業都在面臨國有體制改革，影視行業同樣如此。由于存在因發行機制不暢，從而造成生產脫節的觀念，電影的轉軌便從電影發行開始了。

這樣的情況下，于冬從北影辭職，創辦中國第一家民營電影發行公司——博納，并獲得廣電總局的首塊牌照，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不過，由于缺少資金，于冬只得從低成本電影入手，靠著《說出你的秘密》《和你在一起》等影視作品，逐漸在圈內小有名氣，也賺到了第一桶金。

此后，于冬逐漸滾大資本雪球，而想要拍攝“影響力巨制”的心愿，也一直刻在他的心里。2021年，博納一部名為《長津湖》電影的上映，不僅刷新了中國電影票房的紀錄，如果按自然年票房計算，甚至超過“跨年”上映的《蜘蛛俠》，成為當年的全球票房冠軍。

于冬創造“奇跡”的背后，離不開其在長江DBA課程學習時思想的轉變，也離不開中國電影產業的快速發展。

于冬同學在長江DBA課堂上

就像于冬所說，“DBA的課程能讓我們靜下來，用學者的態度進行研究與分析，并客觀為企業與行業的發展而思考。這十年也是我們在學習、實踐，然后再學習的過程，不斷挑戰新問題，再帶著問題回到實踐中，為工作賦能。”

另一方面，在2019年，中國已實現100億美元的票房，市場規模比于冬入行時增長100倍，銀幕數量也從1800張增至8萬張，超過美國一倍以上。不僅如此，中國目前故事片的生產能力每年突破1000部，同樣成為世界第二大的電影生產大國，僅次于印度的每年1300部電影。

只有經歷過低谷，才更知這些成績背后的含義，作為中國電影改革與發展的親歷者，于冬的確生逢其時。在長江商學院的學習經歷，讓于冬體會到，拍電影時社會價值的重要性，他也期待著用更多類似《長津湖》的好作品，來回饋這個偉大的時代。

中國人已經離不開電影了

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在于冬看來，現在的中國人，已經離不開電影了。

“為什么電影院一開放，全國觀眾又涌向電影院，因為它變成了一種儀式感，根植于每個觀眾的生活中，他們有很多關于電影院的回憶”，對于大眾的觀影熱情，于冬這樣解釋。

電影《長津湖》畫面

電影院能夠留住觀眾，需要好的作品，于冬在進入長江商學院就讀后，也拍攝出除《長津湖》系列外，包括《紅海行動》《中國機長》等不少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因為向往大海，所以匯入長江”，于冬最初與長江商學院結緣，是因為這條讓他記憶猶新的招生信息，“來到長江，最大的感受就是視野的開拓，啟發非常大”。

拍電影最重要的是情懷，這是于冬成功的一個因素，“沒有情懷是拍不出偉大電影的，因為你的眼睛只能盯在商業運作上。電影不是歷史書，它是一個故事，是一個藝術加工后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藝術作品。但通過電影，能讓我們走進這段塵封的歷史，成為對今天年輕人的一份鞭策”。

電影《無名》畫面

在于冬看來，能拍出好作品的關鍵，還需要用心打磨。“電影不同于一般的制造業商品，具有文化屬性，所以提出要三性統一，思想性首先是第一位，藝術性是第二位，然后是觀賞性。拍電影的過程，也是對自己內心的交代。一部好電影就這樣打磨出來的，也是這么拼出來的”，于冬以拍攝《長津湖》為例時提到。

票房雖然是衡量一部“好電影”的重要指標，但也并非全部。

就像于冬說的，“今天，有些藝術家們太追逐于功利了。中國電影留下了很多藝術瑰寶，有些電影不在于當時取得多少票房，而是很久后再回放時，能發現更多價值。博納作為上市公司，應追求投資收益最大化，不僅要有規模化生產，還要有前瞻性的布局。同時我又是一個電影人，應該拍些不一味追求票房的電影”。

實際上，技術的進步，也是讓電影院能夠留住觀眾的一個重要原因。電影的發展離不開觀影體驗，也就是沉浸式現場感。“今天的電影院，擁有令人震撼的技術、畫面、以及音響效果，足以讓你在兩小時內完全放掉所有的事，專心看電影，因此成為中國人一種新的不可缺少的生活方式”。

此外，隨著元宇宙、ChatGPT等概念的崛起，又會將電影行業帶到一個怎樣的高度，將更多觀眾留在電影院，讓大家更離不開電影，同樣值得期待。就像長江商學院副院長李海濤教授所說，“人工智能技術會顛覆很多的行業，但同樣會帶來許多新的發展機會。”

中國正從電影大國走向強國

“中國已經是一個電影生產大國，但想要成為電影強國，還有一個很長的過程”。在于冬看來，電影強國有兩個標志，首先是在本國市場占有絕對主導地位，其次是本國電影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發行量。

當下，中國電影產業還有“短板”需要補齊。

2021年底，國家電影局發布《"十四五"中國電影發展規劃》，不僅提出每年重點推出10部左右電影精品力作，每年票房過億元國產影片達50部左右，還提到將在2035年建成電影強國的發展目標。這也意味著，在經歷數十年的高速發展后，中國電影將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

電影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標識，于冬認為，“電影有獨特的藝術魅力，而且有世界語言的共性。如果未來，中國能夠做出有世界影響力的電影，其實就是把中國的文化與價值觀輸出到世界，也讓更多的世界觀眾看到今天中國的面貌。所以，文化強國首先是要成為電影強國。”

電影不僅是一個娛樂產業，更承載著價值觀和人文理想。因此，需要包括于冬在內的電影制片人，在文化共性上尋找世界共性以及共同價值理念，用優秀的電影制作方法把中國電影拍好，向世界輸出。“當強勢輸出電影文化產品那一天到來之時，中國電影已然實現電影大國向電影強國的邁進”，于冬總結道。

于冬的觀點，獲得了李海濤教授的認可，“不僅是電影，隨著2019年，中國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民族自信就起來了，我們因此看到很多國潮品牌的崛起，這就是一種從物質到文化的民族自信的體現。消費是坡長雪厚的賽道，中國消費市場增長潛力巨大，不遠的將來也必將誕生有世界影響力的消費品企業。”

于冬同學論文答辯中

其實，在長江商學院DBA博士論文答辯中，于冬的論文題目正是《中國電影強國之路：中國電影行業成功的關鍵條件》，并從實踐的角度分析中國電影如何做得更強。在于冬看來，中國電影需要具備五個關鍵條件，包括多元化的IP開發，評級機制的建立，綠燈委員會的形成，專業人才的培養，以及流媒體的科技創新，只要把握好這五個要素，我們離電影強國的夢想就不遠了。

至于寫下這篇論文的原因，于冬的解釋是，“這既是對上課的總結，也是對自己最熟悉領域的一次總結。從來沒有一個機會，讓我能通過多年的實踐，然后再學習、分析，最后形成有價值的觀點，為行業發展提供經驗，所以我非常珍惜這十年在DBA的學習過程，是一次寶貴的體驗。”

實際上，過去不少西方電影，對于東方文化的解讀，都有失偏頗。“他們是以市場為導向，需要討好正在崛起的中國市場時，就會放些中國配角。但認為這個市場需要放棄時，就會用希望討好的市場來詆毀你，這些都是為了市場導向，而這就是話語權”。

于冬的話不無道理，以前中國角色往往會成為“美國大片”的反派，但隨著中國電影市場的崛起，他們通常換成了俄羅斯或朝鮮等國家人物。這同樣意味著，隨著中國市場占據全球市場的半壁江山，我們在主導拍攝時決定權也會更大，這同樣有利于中國文化向世界的輸出。

“未來，中美電影之間一定既有合作又有競爭。中國電影要想成為第二個好萊塢，不僅面臨電影產品的競爭，更面臨話語權的競爭。”中國想要完成從電影大國到電影強國的轉變，需要每一位電影人的努力。文化強國首先要成為電影強國，中國電影的發展史也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縮影，是一個不斷學習與進步的過程，就像于冬在長江商學院的學習經歷一樣。

對于冬而言，長江DBA課程的經歷是一個自我修煉的過程，讓他體悟到，“企業家要為社會做更多貢獻，要有家國夢想”的長江精神。李海濤教授也表示，“長江的發展和DBA項目的發展，與中國的發展一起走來”，而長江創辦DBA項目的目的，就是要讓中國最優秀的企業家在頂尖教授和學者的指引下，系統性總結與提煉中國先進的管理實踐，形成源自東方、風靡全球的管理理念，并將這些中國洞見推向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