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DBA致力于培養思想型和管理學者型企業家，培養學生的系統性和批判性思考能力、科學嚴謹研究問題的能力，最終直擊問題本質，產生創新。

今天與您分享DBA十周年優秀博士論文選《集思》第二篇——四川鐵騎力士集團董事長、DBA三期班雷文勇同學《基于社會網絡分析的極度貧困治理研究》的內容精華，讓我們一起來學習并回顧他的思想成果。

 

學習感悟

非常幸運來到長江DBA項目后，我自身系統性的理論研究水平有了大幅提升，同時我的集團的空間水平、管理水平也有所提高。此外，在DBA，老師和同學也給我傳授了很多經驗，讀DBA三年后，我們公司的效益增長了30% - 40%。特別感謝實踐課堂，走訪了十幾家企業，為我們解決實際性問題和走向國際化都提供了有效助力。

過去我定義自己的企業是個商業機構，以引領商業發展為主要的目標。讀了長江DBA以后，我覺得自己應該把企業變成一個社會企業。在具有挑戰的學習之路上，因為長江DBA項目的提攜和幫助才讓自己和企業有了改變。對我而言，看見農民的微笑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這是我為什么要研究貧困問題，在極度貧困的地區踐行商業扶貧的初心。我清楚知道，貧困是社會的頑疾，戰勝貧困不是一下就能完成的事，貧困是社會的最大的一個頑疾。最好的公益是用商業模式做公益，通過商業賦能，實現產業向善。我真誠地希望能在項兵院長的帶領下，和大家共同構建扶貧的社會和商業網絡，在戰勝貧困事業中和我們長江大家庭的朋友們常相聚。

——DBA三期班同學

四川鐵騎力士集團董事長雷文勇

《基于社會網絡分析的極度貧困治理研究》

作者：雷文勇

博士論文指導委員會

 

王鶴麗

新加坡管理大學

戰略管理學教授

王一江 

長江商學院

經濟學及人力資源學教授

副院長

梁昊

新加坡管理大學

金融學副教授

 

導師寄語

該論文研究企業如何運用網絡有效地實現商業扶貧的問題，分析了商業機制在貧困治理中的作用，將極度貧困治理分析與網絡分析關聯起來，基于社會網絡嵌入理論和利益相關者理論，構建極度貧困治理產業網絡和社會網絡原型，并結合相關企業實踐，為貧困治理的制度建設和現實戰略提出了創新性的理論模型和前瞻性的實踐方向。

商業扶貧將商業和公益結合在一起，兼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對于當前中國企業的發展也具有參考價值。若有救于時弊，功德無量。

消除貧困是一個全球性課題，在中國共同富裕是當今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話題，該論文思考如何消除貧困，論題緊貼時代旋律，表現出強烈的人文情懷。此研究話題，展現出獨特的觀察視角，不僅利國利民，更有益于全人類的福祉，利于當下，功在千秋。

——長江商學院副院長

經濟學及人力資源學教授

王一江

 

論文摘要

貧困是一個世界性社會經濟現象，減少和消除貧困是人類社會發展和穩定的基本要求。極度貧困問題面臨著來自經濟放緩和環境倒逼的雙重壓力，而極度貧困的微觀復雜性又制約了宏觀貧困治理戰略實施績效。文本正是在此背景下，研究企業如何運用網絡有效地實現商業扶貧這一科學問題。

本文作者雷文勇通過文獻綜述梳理了貧困的概念認知和反貧困的戰略演化，分析商業機制在貧困治理中的作用；在此基礎上將極度貧困治理分析與網絡分析關聯起來，基于社會網絡嵌入理論和利益相關者理論，構建極度貧困治理產業網絡和社會網絡原型；最后，結合自身作為四川省商會副會長、政協四川省第十二屆委員會農業和農村委員會副主任的工作經驗以及親身調研信息，運用涼山彝族自治州喜德縣極度貧困治理的案例分析，提煉極度貧困治理產業網絡和社會網絡雙重嵌入的核心維度，分析網絡嵌入演化的障礙，并結合企業實踐探索突破障礙的方式方法，為貧困治理的制度建設和現實戰略提出了創新性方案。

 

背景與問題：

貧困治理的宏大愿景與嚴峻挑戰

2013年世界銀行提出了從根本上結束極貧困的目標，計劃在2030年前將每天生活費不足1.25美元的人口數下降至全球人口總數的3%。2015年，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將“到2030年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作為首要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經過國際社會以及各國自身的努力，近二十年來全球的貧困率大幅度下降，預計2018年貧困率將低于8.6%，但這離世界銀行所提出的2030年將貧困率降低到3%的目標還十分遙遠。貧困治理在實踐中還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主要表現在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來自宏觀層面的挑戰有：第一，經濟增速放緩，提升貧困治理約束；第二，環境氣候變化，加大貧困治理壓力。來自微觀層面的挑戰有：第一，開發式治理貧困的精準性不夠，導致許多重要的治理貧困開發項目抵達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能力不足；第二，貧困治理資源的效率低下，專項財政投入難以與市場有機結合起來。

基于此，本研究擬在宏觀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社會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基于社會網絡分析方法，打通極度貧困的微觀復雜現象與極度貧困治理宏觀戰略之間的路徑，從多元主體參與的角度探索和總結由微觀到宏觀的極度貧困系統性機理和由宏觀到微觀的極度貧困治理操作性機制。

 

邏輯與方法：

及多元主體治理網絡模型的搭建

在第二章，作者采用文獻研究法，從貧困的概念認知出發，梳理了學者們對貧困問題的認知（收入貧困、能力貧困、權益貧困）和已有的反貧困理論體系（均衡增長視野下的反貧困理論、結構協調視野下的反貧困理論、社會關系視野下的反貧困理論）。通過對既有理論和實踐的梳理，作者指出貧困與反貧困問題的研究應該從宏觀的視野把握環境因素，從中觀視野把握體制因素，從微觀視野把握機制因素，形成研究的綜合視野。而在微觀機制的研究中，學者們從企業社會責任、金字塔底層市場、包容性創新和社會企業等多個視角分析了利用商業手段治理貧困的問題。而當前的研究，面臨著來自績效評價、組織行為以及動態機制等三個方面的挑戰。

接下來，在第三章中，從極度貧困概念的認知出發，通過理論摸索當前條件下極度貧困問題治理所面臨的問題實質，并以此為依據，嘗試搭建極度貧困治理研究的分析框架。通過追溯中西各國的反貧困實踐活動所總結出的治理戰略和治理體系，作者挖掘出貧困治理的本質：貧困治理就是在一定社會經濟環境背景下，創造各種可能的條件以實現貧困人群的“創業”。

在此基礎上，作者進一步探索貧困治理的機制問題：公共部門（public）、私人部門（private）以及貧困戶（personal）是貧困治理活動中自始至終不變的參與主體，他們之間的主體結構關系構成了貧困治理的“PPPP”（public-private-personal partnership）模式。貧困治理的“PPPP”模式經歷了分散、線性、立體和網絡的演進關系。社會網絡和產業網絡的雙重嵌入，是貧困治理發展的內在要求。

第四章，在此基礎上，作者運用文獻研究法和社會網絡分析法，作者搭建出極度貧困網絡的原型設計。在這一部分，作者首先綜述了利益相關者理論、伙伴關系理論、社會網絡理論、社會嵌入理論這四大極度貧困理論治理的基礎理論；接下來，對極度貧困治理的利益相關者、主體權益以及主體關系進行詳細闡釋，從而搭建出極度貧困治理的產業網絡和社會網絡原型。在對網絡原型設計進行了深入解讀的基礎上，作者進一步從分析原則（迭代原則、多維原則）和關鍵思路兩個方面來設計極度貧困治理網絡的研究績效表達。基于上述分析，作者搭建了待驗證的機制模型，并圍繞這一模型提出了三組六個核心假設。

第一組假設：針對企業雙重嵌入貧困地區內部網絡的狀態提出。

假設1：企業嵌入貧困地區額內部產業網絡的程度越深，越有助于企業在貧困地區額構建技術性本地化能力，企業的商業模式可持續性越強。

假設2：企業嵌入貧困地區額內部社會網絡的程度越深，越有助于企業在貧困地區構建社會性本地化能力，企業的社會治理成本結構越協調。

第二組假設，針對企業所處的外部網絡雙重嵌入貧困地區內部相同屬性網絡的狀態提出。

假設3：外部產業網絡嵌入貧困的確內部產業網絡的程度越深，越有助于企業利用形成的技術性本地化能力，幫助貧困地區的產品打開市場，企業反貧困的商業模式可持續性越強。

假設4：外部社會網絡嵌入貧困地區內部社會網絡的程度越深，越有助于企業利用形成的社會本地化能力，幫助提升貧困戶的受關注度，企業的社會治理成本結構越協調。

第三組假設，針對企業所處的外部網絡雙重嵌入貧困地區內部不同屬性網絡的交叉狀態提出。

假設5：外部產業網絡嵌入貧困地區內部社會網絡的程度越深，企業越可以利用外部產業網絡的優勢，幫助提升貧困戶的產業綜合能力，實現商業模式支持貧困戶的技術性本地化能力提升。

假設6：外部社會網絡嵌入貧困地區內部產業網絡的程度越深，企業越可以利用外部社會網絡的優勢，幫助提升貧困戶的社會資本能力，實現商業模式支持貧困戶的社會性本地化能力提升。

第五章，在搭建出機制模型后，作者采用案例研究法及專家調查法，聚焦于對涼山彝族自治州喜德縣這一貧困治理案例的分析，通過刻畫作者所領導的鐵騎力士集團參與喜德縣貧困治理之前的喜德產業網絡和社會網絡的初始狀態，分析阻礙喜德縣的極度貧困有效治理的關鍵因素，找出信息和認知的缺口，為進一步解決喜德縣的極度貧困問題進行系統性探索。

作者在詳細介紹喜德縣極度貧困治理現狀以及追溯其貧困治理的歷史沿革后，結合自身2016年三入喜得親自調研的信息，刻畫2016年前喜德縣的貧困治理原生網絡狀態：主要涉及政府、社區和第三方組織三類利益相關者，在第一階段構成了單獨依靠社會網絡扶貧模式和單獨依靠產業網絡扶貧模式；在第二階段開始考慮用交互的方式來重構產業網絡和社會網絡，構成了企業雙重網絡嵌入的單點式模式和鏈條式模式。

作者進一步從三個主要成員（政府、社區、第三方組織）嵌入社會網絡和產業網絡的機制研究中，梳理出了權利、價值和信任三大網絡結構演化的維度，并由此搭建起極度貧困治理網絡的三維立方體模型。并結合自身調研經驗，得出結論為喜德縣極度貧困治理的進一步發展需要同時應對權利維度的違法障礙、價值維度的無知障礙和信任維度的缺乏規范障礙。

第六章，基于對喜德縣極度貧困治理原生網絡的分析，作者為鐵騎力士集團制定出適宜于突破喜德縣極度貧困治療當前的低維度取值非均衡狀態的發展戰略，并設計出自己嵌入喜德縣極度貧困治理網絡的結構。

在這一部分，作者首先明確了鐵騎力士集團在喜德縣極度貧困治理網絡中的戰略定位：降低整個社會的貧困治理成本，打造頂級的涼山名片，重塑鐵騎力士集團的核心競爭力，提升貧困戶的發展動力。為了實現這些目標，鐵騎力士集團主要從利益相關者、業務計劃、落地執行、品牌傳播、風險防控、信息溝通反饋、知識傳遞方面進行構建與努力。在這些努力之下，2016年鐵騎力士集團進入喜德縣后產業扶貧網絡狀態呈現出“中臺式雙重網絡嵌入模式”，即外部企業以本地企業的身份，雙重嵌入產業網絡和社會網絡。這一模式對喜德縣的積極影響可歸納總結為三點：1，幫助貧困戶突破原有社會網絡關系，融入新社會網絡關系；2.幫助企業突破貧困地區產業網絡邊界，不斷融入地區新產業關系；3.為喜德縣的產業網絡發展提供了更為寬闊的社會資源接入點，從而為貧困戶進一步嵌入產業網絡和新社會網絡創造了條件。

 

結論與展望：

極度貧困治理網絡的新突破

本研究運用了治理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機制設計理論等基礎理論，結合貧困治理中的實際問題，從理論探索和案例分析兩個層面出發，搭建了以貧困戶為中心的極度貧困治理網絡結構分析框架。通過框架中核心利益相關者參與極度貧困治理的演化分析，提出了雙重網絡嵌入的演化模型和核心維度。綜合來看，主要結論總結如下：

（1） 從理論研究和國內外的實踐來看，貧困具有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的雙重認知路徑，極度貧困正是表現為貧困群體在實踐和空間的雙重維度上因生存能力和發展機會被剝奪而無法在可持續的基礎上滿足基本消費需求的狀態，因而具有最深層次的僵化性。這一概念的引入，在原有收入貧困、能力貧困和權益貧困的認知基礎上，要求我們用發展的眼光，從歷史演化的角度來進一步分析貧困問題和貧困治理。同時，由“收入-能力-權益被剝奪”和“收入-權益被排斥-權益被剝奪”所表達的兩條貧困認知路徑，也分別對應了貧困的經濟及社會雙重屬性，說明貧困治理要面臨經濟和社會的雙重目標。

（2） 貧困治理更多應該考慮的是戰略機制問題，如果幾種致貧因子同時存在，并相互強化對方的致貧作用，單一的貧困治理策略往往難以奏效，這時應選擇復合的貧困治理框架體系，使之搭配使用，分別作用于不同的致貧因子。運用商業機制解決社會問題也就是一種復合的貧困治理框架體系，商業行為可以貫穿經濟增長、專項開發和社會兜底三大戰略，能夠作為最深層次極度貧困治理的有效機制。

（3） 貧困治理作為貧困人群“創業”資源生產關系的體現，其實際是協調貧困治理活動中多方參與者因投入不同資源、協同勞動，而較為公平地享有對貧困治理活動中價值增值部分的利益分配。從靜態的角度而言，這種利益分配的結果又會影響貧困人群“創業”資源再生產活動的投入。因而，貧困治理通過協調利益分配來調整貧困人群“創業”資源生產關系使之適應貧困人群可獲取資源生產力發展的要求。

（4） 從歷史演化的視角，極度貧困治理的生產關系三個維度（資源所有制關系、貧困治理活動中人與人的關系以及貧困治理成果的分配關系）的變化可以被總結為外延和內涵兩個層次的表達。外延表達為貧困治理主體的結構演變，研究將其總結為貧困治理“PPPP”（public-private-personal partnership）模式，即由公共部門，私人部門以及貧困戶等主體通過一定方式搭建合作關系，從而提高貧困戶的收入水平，最終實現貧困戶脫貧的貧困治理模式。

（5） 貧困治理一方面要注意社會網絡的嵌入，通過貧困戶的“人際關系”紐帶，獲取更多的網絡資源支持；另一方面要注意產業網絡的嵌入，使相關主體獲得參與產業分工所產生的外部經濟，加速包括貧困戶在內的全部利益相關者的知識與能力積累。社會網絡與產業網絡的雙重嵌入，是貧困智力發展的內在要求。

（6） 作者研究分析喜德縣極度貧困治理的實際案例，所反映出的貧困戶、企業和政府三個核心貧困治理主體參與網絡的方式分析，幫助研究提煉出了極度貧困治理產業網絡和社會網絡嵌入的信任、價值和權利三個重要測度維度，并由此搭建起貧困治理網絡認知的三維立方體模型。利用這一模型可以綜合定位極度貧困地區的網絡治理現狀和需要突破的障礙。

總體而言，本研究從極度貧困概念、貧困治理實質、組織結構以及網絡演化的測度等多個方面設計了研究內容，查閱了大量文獻資料并結合實際的案例進行了調查訪談和理論研究，提出了創新性的理論模型和前瞻性的實踐道路。在未來，作者希望極度貧困治理研究領域可以在網絡協同的動態演化分析及合作博弈的模擬仿真研究兩個主題下有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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