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DBA致力于培養思想型和管理學者型企業家，培養學生的系統性和批判性思考能力、科學嚴謹研究問題的能力，最終直擊問題本質，產生創新。

今天與您分享DBA十周年優秀博士論文選《集思》第三篇——騰訊主要創始人、武漢學院創辦人、DBA首二班陳一丹同學《一個全面衡量高等教育機構的方法論》的內容精華，讓我們一起來學習并回顧他的思想成果。

學習感悟

“百戰歸來再讀書。”讀書是一輩子的事情，我讀DBA其實是一種緣分，進入長江之后，我感受到很濃厚的學術氛圍，有專業度和深度的教授，在理論高度上和模型上都會很平等地與我交流，會觸發我的思考，而且視野很廣。這里的研究自由度很高，在論文階段任何議題都可被選擇，我選擇了我所熱愛的教育主題，通過主觀的學習和投入的研究過程，我收獲頗豐。

畢業不是結束，而是開始。走出門去，我們開始各自 “中西貫通、取勢全球”的精彩征途。

入此殿堂，循此苦旅，明道優術。在長江，往來皆為高賢。擇善而從，取法乎上，勤于思考，必有所得。

向長江商學院可愛的老師們致敬。仰之彌高，鉆之彌堅，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感謝這一路的陪伴和支持。

——DBA首二班同學

騰訊主要創始人

武漢學院創辦人陳一丹

《一個全面衡量高等教育機構的方法論》

作者：陳一丹

博士論文指導委員會

 

項兵

長江商學院創辦院長

中國商業與全球化教授

Arnoud De Meyer

新加坡管理大學前校長

運營管理學名譽教授

Gerard George

新加坡管理大學

李光前商學院前院長

創新與創業客座教授

 

導師寄語

現代社會發展體系中，研究型大學在教書育人、培養知識精英以及推動知識創新等方面，起到了主導性作用。縱覽當今世界社會經濟發展較為領先的國家和地區，都擁有一批優秀的研究型大學。而其中頂尖的世界級大學，能夠吸納全球知識精英，這對于一個國家和地區整合全球優秀人才“為我所用”，持續增強自身的知識競爭力及科技水平，是尤為關鍵的手段。

什么是優秀的研究型大學? 雖然來自世界各地的機構提供了多樣的評價標準和體系，但亦有諸方面的不完備之處。焦點問題是，現有基于大學的學術能力、論文質量、研究成果、學生國際化程度等評價，都無法充分考量大學之于經濟、社會、文化等其他方面的角色與功能。換句話說，現有的大學排名，多從研究型大學內在價值考量，而對其社會角色及其價值的考量略有不足。

陳一丹先生做了這樣一種嘗試:透過社交媒體的用戶行為觀察，借助大數據分析，從社會角色的反向邏輯研究了大學的多樣性和包容性，進而提出要考慮所有社會目標，進而形成一個全面衡量高等教育機構的方法。在今天這樣一個全球大變局的時代，如何拓展思考大學的社會角色問題，陳一丹先生的探素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

長江商學院自創辦以來，十分關注管理教育的社會作用和社會功能。長江積極推動在管理教育中融入更多的人文教育，倡導社會創新。這些理念和行動，與陳一丹先生的思考可謂一脈相承。長江商學院倡導“學以致用，經世濟民”。作為創辦院長，我對陳一丹先生思考與行動倍感欣慰，也表以誠摯的謝意。我也期待，更多的長江人，能夠像陳一丹先生一樣，投身于社會創新，做有利于時代、社會及國家發展的行動英雄。

——長江商學院創辦院長

中國商業與全球化教授

項兵

 

論文摘要

在本文中，作者提出高校為社會帶來的正外部性和其他非物質效益通常遠高于其直接經濟回報。將私營部門的經濟理論簡單地套用于高校，而不考慮到它們的獨特社會價值，所獲得的認知難免片面。遵循社會經濟學傳統，作者提出一個關于高等教育體系的社會和經濟角色的概念范式，高校以實現利益相關方的期望作為目標，并成立針對這些目標的組織結構。需要注意的是，與其他類型的組織不同，構成高校利益相關方的成員較多，各有各的期望和目標，而這些期望和目標可能不時相互沖突。因此在評價高校時，應統籌考慮到所有這些社會、經濟的期望和目標，確立高校的優先順序。作者繼而從這一概念范式得出針對高校的全面評價方法。

通過基于這一范式的實證研究，作者發現在中國高校的財政撥款和資助分布不均衡，長期向大型綜合研究性大學傾斜。作者運用兩套來自移動互聯網的數據對社會影響進行了評估，并證實大學排名影響著公共資金的分配而這種影響受社會影響的調節。作者提醒，盡管研究型大學是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明星，但它們并不是高等教育的全貌。完善的高等教育體系不僅要有名師名校，還要有高素質的畢業生，以及追求學校和學生的多樣性和包容性。在支持重點研究型大學的同時，不應削弱小型專業教學院校。通過運用更均衡的新評價方法，這些小型專業院校有望像大型綜合大學一樣發揮關鍵作用。

 

研究背景

大學學位是一種典型的競爭性和排他性私人產品，在市場競爭的基礎上，私營機構也能有效地提供大學學位。但全球大多數研究型大學要么是公辦的，要么是非營利性的（Epple和Romano，1996；Rizvi，2016），這形成“公用資金提供私人產品”的悖論。此外，研究型大學有擴大規模的趨勢，這在某種程度上與近代公司的合并和集團化過程一致。因為高等教育行業缺乏金融市場中的有效制衡，以及公共資金的提供和背后政府的干預，高校在出現低效率時無法靈活地進行重組，所以結果可能更糟。Ferrari和Phan（2018）指出，“今天的研究型大學在結構上與企業集團相似，卻沒有公司擁有的靈活性。”（Ferrari和Phan，2018）

作者認為，對高校的抱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缺乏評價高校績效的完善積分制度。在本文中，遵循社會經濟學傳統，作者提出一個關于高校社會和經濟的角色的概念范式。此范式包含兩個部分，即實現利益相關方期望的戰略目標和實現這些目標的組織結構。與其他類型的組織不同，高校涉及各種利益相關方，因此需要滿足不同目標，而這些目標可能不時相互沖突。在這種情況下，教育機構不得不優先考慮某個戰略目標，滿足關鍵利益相關方的利益。因此在評價高校時，應考慮到所有這些社會經濟目標，繼而從這一概念范式得出全面的積分評價方法。通過Granovetter（1985）率先提出的社會網絡理論，作者認為只有通過正確的指標進行評估，高等教育體系才能充分發揮其社會和經濟潛力。近年來互聯網在高等教育行業得到普及，提供了了解高校社會網絡細節的獨特機會。作者提出，基于開放社交平臺聯系分析的指標可部分修正當前大學排名的偏頗之處。

 

研究的理論框架

作者將新框架稱為高校的結構-目標-匹配（SIM）模型。

SIM模型明確提出了社會影響的三個要素，即外部性、社會足跡和活躍的社交關系。一所大學曾影響多少人的生活，還與畢業生保持著多少聯系？這種社交網絡的特性關系有助于建立評估大學社會影響的矩陣。SIM模型還體現了需要控制的一系列組織特征，即法律地位、學科數量和部門數量。作者利用社交網絡應用程序，繪制了一所大學的在線社交印跡圖，此圖在很大程度上更加精確地反映了大學與地方互動的情況。

通過SIM等改進的方法，將社會網絡指標納入大學排名，避免公共資金分配過于傾向于大型綜合大學——小型和專業院校也有機會在政府資助中獲得公平份額。SIM的另一個優勢是與現實保持一致，它對觀察到的行為進行解釋，而不是無法觀察到的動機或愿景，因此它是同類中實用且易用的方法。

研究方法

 

一、提出假設

假設1：保持其他條件不變，一所大學的排名越高，其獲得的公共資金越多。

假設2a：保持其他條件不變，一所大學的社會網絡越活躍，它獲得的公共資金越多。

假設2b：保持其他條件不變，一所大學的影響程度越廣，它獲得的公共資金越多。

假設3：隨著排名的提高，大學從政府資助獲得的邊際資金增加。

假設4a：保持其他條件不變，活躍關系的比例正向調節排名與公共資源配置之間的關系。

假設4b：保持其他條件不變，影響程度正向調節排名與公共資源配置之間的關系。

 

二、驗證假設是否成立

1.樣本與數據來源

我們選取了軟科（原上海交通大學的高校評價研究項目組）發布的“中國最佳大學”（BCU）排行榜中的前500名作為我們的研究樣本。

樣本大學的數據來自四個來源。

一是軟科公布了所有樣本大學的入學新生高考平均分、學士學位獲得者就業率、Scopus論文數量、引文影響、前1%高被引用論文數量、中國高被引用學者數量、來自行業的研究資金、技術轉移費和國際學生數量等指標。BCU精心設計了這些指標的權重，綜合評比后形成BCU名單，將其作為關注變量。

二是中國教育部公布的質量評估報告（QER）。我們從QER中提取了全日制學生人數、研究生人數、教師人數、教學和行政設施總建筑面積、日常教學支出和專項教學支出等量化指標。我們從這些數據建立因變量和調節變量。

最后兩個數據源是基于互聯網的非結構化大數據。一是來自WPP的社交媒體數據，即樣本高校的粉絲數、活躍粉絲數、發表文章數、點擊數、分享數等數據。二是按2017年的畢業學校和2018年的居住城市對BCU名單中的前500名高校畢業生進行了匹配。經過清洗的最終數據集是匿名的，無法追蹤到任何個人，僅僅是與中國351個主要城市相關的總體數據。

2.測量中的因變量、自變量與控制變量

因變量：政府補貼是高校日常教學支出（DPS）和專項教學支出（SPS）的主要來源。因此，我們使用學生平均DPS和SPS作為因變量“政府資助（GS） ”的指標。

GSi指大學i的全日制學生（FTS）平均政府補貼。很明顯，GSi是每個學生獲得的平均補貼，因此不受規模影響，是政府對高校財政支持的公平指標。

自變量：作者通過兩種方式測量第一個關注自變量“大學排名”。第一種方式是高校在2017年上海交通大學發布的BCU名單中的名次（N）。因此，N~[1,500]，大學的排名越高，N就越小。評估大學排名的第二種方式是使用上海交通大學計算并由BCU公布的最終得分（S）。S越高，大學的排名越高。

作者通過基于畢業生地理分布的兩個變量來測量影響程度。第一個是樣本大學應屆畢業生在畢業十個月后分布城市的簡單總數（C）。第二個是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HI），將一所高校畢業生在一個城市的數量占此機構畢業生總數的百分比的平方相加。因此，HHI代表了一所學校的畢業生在地理上的集中程度。理論上，HHI的范圍為0～1，數值越高，代表一所學校畢業生的地理分布越集中。

其中HHIi代表學校i的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sharej代表城市j占學校i總畢業生的百分比。

作者通過公開的社交媒體平臺的兩個獨立變量來評估活躍聯系。活躍關系（AT）指高校官方賬號的活躍關注者。具體地說，在關注一所大學官方微信賬號的所有粉絲數中，通常有一部分人通過留言和評論與賬號管理者活躍地進行交流。在大學社會影響力形成過程中，這些粉絲組成的活躍聯系網絡起著核心作用。作者使用活躍粉絲數（NAF）（而不是粉絲數（NF））作為活躍關系（AT）的指標。

ATi代表大學i的j個官方公共賬號的活躍關系的平均比例。另一個指標是網絡密度（DN），即關注者總數（TNF）與全日制學生（FTS）總數的比。

控制變量：除了大學排名，許多其他很多因素也可能影響公共資源配置，例如招收大量當地學生的大學可能獲得當地社會和政府的優待。因此，作者將教學和行政設施的總建筑面積（GFA）作為控制變量。此外，中國的大學大致可分為研究型大學和教學型大學兩類。前者擁有大量研究生，后者的研究生很少或沒有，更重要的是前者往往享有政府提供的科研資金等直接補貼，后者很少獲得或沒有科研資金。然后作者加入了兩項控制變量，分別是研究生人數與全日制學生人數比（NGS/FTS）和教師人數與全日制學生人數比（FAC/FTS）。此外，一些大學建立了全職運作團隊來推廣官方賬號，但另一些大學沒有。有專職運作團隊的官方賬號發布的文章更多，更貼近粉絲的興趣點。因此，作者將文章發表數（NAP）、點擊數（NC）和分享數（NS）作為控制變量。最后，將211-985作為常態控制變量，如果樣本大學入選985工程，則取值為2，如果樣本大學入選211工程，則取值為1，如果兩者都不是，則為0。

3.回歸模型

作者選擇普通最小二乘回歸模型檢驗提出的假設，使用了七個實證模型對所有假設進行了逐步檢驗。模型1為基線模型，僅包含控制變量。模型2在回歸中加入了本研究的重點變量——N代表的大學排名。模型3在回歸中加入了SIM中衡量“活躍聯系”兩個獨立變量——社會網絡密度（DN）和活躍關系（AT），DN和AT都用于反映高校努力建立的數字化社會網絡特征。模型4加入了衡量高校“影響程度”的另外兩個變量，COUNT代表畢業生在地理上的影響范圍，HHI則具體反映畢業生到達過的城市的分布集中程度。在模型5中，作者通過在回歸中加入N的二次項來檢驗N與GS之間潛在曲線關系的可能性。模型6通過增加DN*R和AT*R兩個交互項來檢驗“活躍聯系”對N與GS關系的調節效應。

最后，模型7加入了交互項COUNT*R和HHI*R，是具有另一組潛在調節效應的全因素回歸——“影響程度”調節N與GS關系的潛力。

表3-4：模型和回歸結果

**. 在0.01水平顯著（p<0.01）；

*. 在0.05水平顯著（p<0.05）；

†. 在0.1水平顯著（p<0.1）。

表3-4：模型和回歸結果（續）

**. 在0.01水平顯著（p<0.01）；

*. 在0.05水平顯著（p<0.05）；

†. 在0.1水平顯著（p<0.1）。

 

研究結論和建議

一、 研究結論

本文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對公共資源在高校間的配置進行了探討，通過論述社會網絡的特征對公共政策制定影響豐富了現有文獻。高校、企業、個人，以及公共政策制定者都嵌入同樣的社會網絡并與社會網絡結點共享信息。本研究拓展了社會網絡理論的研究范圍，在全面理解社會關系理論的方向上邁出一步。實證方面，就作者所知，這是首次系統地回顧和檢驗大學排名對公共政策制定的影響。

綜合7個普通最小二乘回歸的所有結果來看，支持假設1、2a、3、4a，但沒有發現支持假設2b和4b的證據。在中國，政府資助在高等教育行業的資金獲得中顯然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且這種支持分布不均衡，長期傾向于大型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大學排名確實影響了政府在高校之間分配政府資助。盡管大學排名備受爭議，但其對一所大學能獲得多少政府資金起著重要作用，實證研究的證據與人們的擔憂一致。

此外，正如高校的SIM范式所表明的那樣，社會影響作為高校的普遍戰略目標，是其獲得公共資金和其他支持的動因。移動互聯網不僅已經滲透到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引起了高校的重視。高校均維持著活躍的社會網絡，以不斷接觸大量相關受眾。通過基于移動互聯網的數據，作者呈現了高效的社會網絡基本結構，并納入分析。

二、本研究對學界的貢獻

本論文從三個方面對現有文獻作出了貢獻。

一，根據將社會視角納入經濟分析的傳統，提出了一個可廣泛適用于多個行業的新范式。關于高校的現有理論研究通常關注特定的領域，例如新的旗艦大學或專業院校，而SIM模型很容易地推廣到幾乎所有類型的教育機構。此外，SIM中列出的盈利能力、可持續性、影響程度和活躍聯系等因素是可測量的，具有很大的實證潛力。因此，在評價高校的績效時，SIM模型有望替代現有的排名或其他評分方法，更均衡評價高校的表現。

二，作者利用移動互聯網數據源，編制了兩個獨特的數據集，數據經過脫敏處理的集合數據，沒有隱私數據，是應用移動互聯大數據的一次有益嘗試。

三，作者推動了對包含個人關系的社會網絡的影響的理解。由于近年來從線下轉移到線上的趨勢，個人關系比十年前更加數字化，這一趨勢為我們提供了了解現實世界中個人關系的獨特機會。正是基于這種可能性，作者才能夠提出對之前忽略的變量的全面測量。

三、 研究價值與意義

考慮到作者在本文中展示理論框架和實證結果，很容易得出三項建議。

首先，必須承認，無論是否存在排名，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都具有其優點，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可向先進的高等教育體系學習許多經驗，但學習應首先認識真正的成功因素，而不是簡單地復制水平指標。

其次，政策制定者應該謹慎對待大學排名。在采取行動之前，首先關注特定高校的評分是怎樣得出的，使用計分方法與常識獲得平衡的得分。不應簡單地根據得分來判斷高校的價值，還必須考慮它的社會價值。一所大學在地域上對當地人群的影響有多廣？畢業多年后校友的活躍程度怎樣，這種網絡將怎樣幫助高校在經濟體中建立聲譽？

最后同樣重要的是，重視高等教育體系的復雜性。研究型大學是高等教育體系的明星，但只看到它們不會讓政策制定者了解高等教育體系的全貌。從這個意義上說，排名在幫助高校獲得政府關注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相比之下，SIM模型提供了一個全面的方法，不僅從結構上，而且從績效上解釋高校的多樣性。從SIM框架來看，私人產品公共供給的兩難選擇以及規模與復雜性的權衡，都是不同戰略目標主張下的理性選擇。

十年耕耘，十年收獲。長江商學院企業家學者項目（DBA）作為長江定位高端的創新之作，以“成就新商業文明思想者和引領者”為愿景，肩負著推動東西方管理理念雙向交流的光榮歷史使命。

截至目前，長江DBA已匯聚了500余位各行各業頭部的企業家，他們積極將多年的管理實踐升華成原創的管理理念，推動東西方雙向交流。后續長江DBA將持續分享DBA十周年優秀博士論文選編《集思》，藉此內容可以窺見長江DBA的學術傳統，也可以見證同學們為中國管理學發展和成長貢獻的一己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