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騰訊主要創始人、原首席行政官陳一丹登上中央電視臺《開講啦》欄目的錄制現場，向臺下深圳大學的師生們娓娓道來自己的創業故事，和對深圳精神的理解。

臺下的觀眾不知道的是，就在錄制開始前的最后一刻，陳一丹仍在一個角落，苦練即將到來的演講。

出現在媒體、公眾面前，對這位全球金額最大的教育單項獎“一丹獎”的創辦人來說，并不是一件很熟悉的事。在騰訊的15年，陳一丹極少接受采訪。如今，“也就是他全身心投入公益和教育，需要拋頭露面的場合多了，才有了一些變化。”接近他的工作人員說。

捐資創辦民辦非營利性本科高校武漢學院、探索“公立非公辦”改革的深圳明德實驗學校、捐贈25億港元創辦“一丹獎”、成為西湖大學校董……這些年，陳一丹在教育領域動作頻頻。無人懷疑他在商業上的成功，但從瞬息萬變的互聯網抽身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教育界，他是否還長袖善舞，是否還舞動從容？

▲ 陳一丹在DBA課堂

記者：您在深圳度過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時代，深圳的“開荒牛”雕塑是這個城市的象征，您怎么理解“開荒”的含義？

陳一丹：作為在其中成長起來的深圳人，我對開荒的理解，一開始非常直觀。我的父輩那批人，他們來到深圳，真的是面對工地、農村、小漁村那樣的地方，從那里一步步拼出來的。

后來在深圳，“開荒”的含義就更加豐富。它演變為一種進取的精神、刻苦的精神、專研的精神、革新的精神，大家為了一個目標、為了一個未來，團結一致，開動腦筋，勇于嘗試。這種精神是非常寶貴的。后來我們創辦騰訊，其實就是體現了這種精神。怎么把騰訊做好？怎么在互聯網的大潮中存活？怎么求得發展？怎么把更多的產品和更好的服務提供給用戶？可以說，我們一直在用“開荒”的精神“開荒”。

記者：后來您投身教育事業，不論是基礎教育的深圳明德實驗學校，還是高等教育的武漢學院，都帶有強烈的創新色彩。這應該說是“開荒”精神在教育領域的體現。

陳一丹：兩所學校在體制上都有創新之處。深圳明德實驗學校是一所“公立非公辦”學校。由政府提供基本財政撥款，福田區政府與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配套投入專項教育改革基金，學校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管理去行政化，管辦評分離，實施走班制、導師制、學分制。

▲ 武漢學院

至于武漢學院，它的一個鮮明特色是“非營利”。這是學校在還是獨立學院的時候就確立下來的道路。那時候《民辦教育促進法》還沒有公布，法律上還沒有界定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我們當時已經把這一點寫進章程和辦學執照里。我們非營利辦學，實行校董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

然后我們在辦學上強調兩個特色：一是模式上開門辦學，把優秀的企業和企業家引進來，與行業結合在一起培養未來行業人才；二是治學上提倡“全人教育”，關注人文修養、心理健康和人格塑造，培養學生成為一個綜合發展、終身學習的人。

我們確實是想做一個前沿的探索者。深圳的“開荒牛”精神對我的影響真的很深。回望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我有一個很深刻的感悟，即很多事都是闖出來的。你在你那里“開荒”，我在我這里“開荒”，最后大家去實現一個共同的社會發展目標。

記者：武漢學院的定位是應用型院校。施一公教授剛當選西湖大學首任校長，西湖大學的定位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而中國民辦高校很少去挑戰研究型高校的路子，西湖大學可謂是個另類，外界對它的期望因此很高。您是否會考慮武漢學院未來的轉型？

陳一丹：我和一公在教育上的理念很一致，我也有幸成為西湖大學的創校校董之一。一公對教育的情懷和追求，我非常欽佩。

▲ DBA武漢模塊《一丹一公一席談》環節

何剛（左）、陳一丹（中）、施一公（右）

西湖大學走的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創新之路，希望通過建成一所擁有全新教育、招錄機制的世界一流水平大學，影響基礎科學教育的改革探索，影響人才培養改革的探索。所以它的起點非常高，一開始就要引入頂級科研力量，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學，所以我形容西湖大學是“灌頂法”。

而武漢學院，可以稱之為“爬坡法”。作為一所應用型大學，我們要做的就是緊跟行業發展的步伐，在課程開發、培養方式和全人教育上取得突破，而且我們要逐步實現獲批碩士點、博士點的目標。整個發展是循序漸進的，是個漫長的過程，所以我說這是慢慢的“爬坡法”。

兩者沒有高下之分，都是在為中國教育做努力、做探索。就像我剛才說的，你在你那里“開荒”，我在我這里“開荒”，最后實現一個長遠目標。所以武漢學院會不會做研究呢？會，但是要做也是做應用型的研究，這是我們辦學的定位決定的。

記者：從創辦學校到設立一丹獎，您的教育情懷一次次得以彰顯。從騰訊離職后，您本可以做很多其他的嘗試，為什么對教育情有獨鐘？

陳一丹：因為教育深刻地改變了我父輩和家庭的命運。我家世代務農。但是我出生的時候，家庭狀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為什么呢？因為我父親在1959年考上了大學。這件事可以說是我父輩和家庭的轉折點。

我父親之所以能考上大學，是因為我有一個非常重視教育的祖母。我的祖母并不識字，但她很看重子女的教育。我出生的時候，我家已經在城市生活了，這些故事，都是我后來慢慢了解到的。

所以我就很感慨。教育實實在在改變了我的人生。那么當現在我有一些能力可以做點事的時候，就會很自然地想到，能為教育做些什么。

記者：所以您開始辦學，也創立了一丹獎。

陳一丹：對。過往的經歷就像在心中埋下一顆種子一樣，時機合適就會發芽。教育這個古老的事業雖然不斷改變，但是核心還是讓人獲得真善美。一丹獎定位是希望建立一個平臺，找出最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的實踐、研究的成果，讓大家學習、借鑒。

▲ 一丹獎成立典禮

記者：首屆一丹獎中，來自中國的申請數量排名第三，但最終卻無人獲獎。您怎么看待這一結果？

陳一丹：首屆一丹獎的評選過程中，收到了大量來自中國的申請，我很欣慰。中國在教育的探索，尤其是發展實踐類的探索，有很多寶貴經驗。一丹獎的結果是由獨立專業的評審委員會評選的，我并不介入評審的過程。關于這個問題，我認為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一丹獎目前只評選了一次，在那么多申請者里，本著“優中選優”的宗旨，只提供兩個獲獎名額。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教育者獲獎與否，都很正常。這次沒有，以后也肯定會有。另一方面，一丹獎是為了搭建一個交流的平臺，可以讓中外的教育項目和理念碰撞、融合，彼此借鑒，可以讓中國人、外國人都去學習，那么，其實是整個人類都可以受益的。

一丹獎其實是在搜集關于教育的“種子”。現在只有兩個獲獎項目，但10年后、50年后呢？就是20個、100個全世界最優秀的教育理念和實踐項目。到時這些案例累積起來，可能我們就會很清晰地看到教育對人類的改變。

記者：這些年，您跑了很多國家和地區，和很多教育者進行了交流，這里您有什么感受？

陳一丹：全世界的教育者身上，都有一種很強烈的使命感。企業家講究企業家精神，而在那些優秀的教育者身上，普遍存在著教育家精神、教書育人的精神。可能在各地教師身上，這些精神會有一些表現上的不同，但他們骨子里都是一樣的，這種使命感很讓人感動。我注意到，全世界的教育者會很容易產生共鳴，因為他們都是為了知識和價值觀的傳承而努力工作。

記者：您求學的時候，有沒有讓您終生難忘的老師？

陳一丹：應該說讓我難忘的老師，是以一個群體的形象存在的。從小學到大學，很多我還記得的老師，我都能講出他們個人對我或多或少的影響。但是我一直覺得，在我的生命成長中，他們是作為一個群體存在，而且是對我影響最大的一個群體。

在受教育的過程中，每一個老師對你都是有親有疏，但是作為一個群體，他們的整體形象是神圣的，這種由整體而形成的氛圍對我影響很大。我會感受到知識的傳遞、價值觀的傳遞，我想起他們對我的關懷期望、嚴格要求，都會覺得很有力量。可以說，老師們潛移默化中帶給我的人文關愛和情懷，是我生命中不能缺少的部分。這也是我的一個辦學理念，無論科技怎么發展，人文素質都是不可或缺的。

▲ 陳一丹在DBA課堂

記者：從風云瞬息萬變的互聯網，投身到講究慢工出細活的教育，您會有心理落差嗎？很多工作您是一下子看不到成果的。

陳一丹：沒有。為什么沒有呢？因為你做一件事情，前提就是要了解這件事情的規律，然后按照規律去做好戰略規劃，再分解到每一步，再分解到每一天，你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那么每天其實都會有收獲。不管是做互聯網還是做教育，在此都一樣。

我們辦學，希望的是修煉“內功”。通過練好“內功”，讓一批批學生能夠感受到在這里讀書的成長軌跡，讓他們發現這里的學校就是不一樣，這樣口碑就會一點點出來。而口碑出來的過程，就會是一個很快樂的過程。

練好“內功”和樹立口碑的過程，當然會很慢。比如本科辦學的層次，要從本科做到碩士，最后還要成為博士學位授予點，這可能要花10年到20年的時間，過程算是很漫長了。但是你踏踏實實去做，和志同道合的老師一起看到每一步的成果，為每個進步的點滴感到喜悅、振奮，學生、家長的反饋又繼續給你前進的動力，這里面的幸福感是很足的。

▲ 長江DBA-武漢學院 公益大講堂啟動儀式

劉勁教授（左） 陳一丹（右）

教育不是一門生意。教育的主體是社會體系，也有市場化運作去滿足各種教育需求，只要對教育有所推動，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對社會都有貢獻。但無論是否營利，都要時刻牢記，教育教育，“恒在教學，重在育人”。從教書育人的角度說，永遠不能把教育當做一門生意。

記者 高毅哲

來源 《中國教育報》2018年6月14日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