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假新聞為何如此囂張丨創創大師說
發布時間：2020-02-21 11:20 閱讀次數：2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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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2月11日 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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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言和假新聞為什么會產生？人們為什么會相信假新聞？如何鍛煉對謠言的判斷力和免疫力？
謠言和假新聞為什么會產生？人們為什么會相信假新聞？如何鍛煉對謠言的判斷力和免疫力？由政府和專家群體組成的精英層如何保持權威性和公信力？杜絕謠言和假新聞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如果你也對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鋪天蓋地的謠言和假新聞感到不解和困擾，那么你一定要讀讀今天的這篇文章。長江商學院副院長、會計與金融學教授、長江創創發起人劉勁教授，將以深入淺出的論述和生動有趣的例子，告訴你以上問題的答案。
來源 | FT中文網
作者丨劉勁
個人的判斷機制：理性是脆弱的
世界很大，人很渺小。由于人的腦力資源極其有限，大多數人對世間的大多數事情其實都并不關心，因此也沒有判斷。
比如，很少有人真正去琢磨宇宙是如何起源的，人類的祖先的進化路徑是什么，市場經濟的核心原理是什么，人工智能為什么在最近幾年這么火……真正能進入人們腦海需要思考的事情，往往都有很強的實用性和緊迫性。比如，丈母娘要來如何表現，如何能在明年獲得提升加薪，儲蓄該如何投資，孩子上大學是該出國還是留國內，等等。
對于人們需要思考的事情，人們的判斷機制實際都很相似。其中，都需要用模型對數據進行處理，然后產生結論。模型是一種相對學術的說法，另一種時髦的說法叫算法，或叫思維框架，或叫思考方式。數據不見得是數字，也可以是文字、影像、聲音、觸覺、氣味。數據實際和信息是等同的概念。
為什么人的思考有高下之分，來源是模型和數據。模型是人們通常長期的學習、經驗、傳承總結出的規律。我們從小到大學的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經濟、政治，實際都是由成千上萬個模型構成的。
這些模型可以是一個像解一元二次方程的公式，也可以是像進化論這種不見得用數學表達的機制，或者是一種像“市場經濟是一般情況下解決供需問題最優的方式”這種理念。
所以，如果我們對模型的掌握不夠全面、精確，自然我們的判斷就會出紕漏。反過來，即使有了最好的模型，如果我們不能掌握最完全、精確的數據，我們也無法獲得正確的結論，是一種“垃圾進來垃圾出去”的狀態。
對所有的人來說，在大多數事情上，只要不確定性存在，我們都無法做到真正意義上的理性，因為我們的模型都有缺陷，我們的數據都有紕漏。或者說，理性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能夠意識到自己理性的局限性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古人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就是在說理性的局限性。能夠認識到“不知為不知”是更高層面的理性。但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人們普遍具有這種更高層面的理性。
大量的生物和心理學研究發現人的思維并不是像電腦一樣簡單地用模型和數據來進行的。人不是機器，而是生物體。我們除了理性思維，很多的決策、判斷、行為來自情緒和感受的驅動，或是荷爾蒙、內分泌的驅動。
這種情緒驅動的思維的最終目標不是獲得最合理的判斷，而是讓我們感覺好或者快速恢復平衡：當我們愛上一個人，我們會忽視TA的缺點，無限放大TA的優點；當我們遇到挫折，我們會從別人身上找理由，這樣就不用直視難堪的自己；當我們面對危險，甚至死亡，但又無計可施時，我們很可能會相信神靈，從而使我們的心情迅速恢復平靜。
這些情緒驅動的思維，長時間下來，并無法給我們帶來決策上的優勢。但由于它能帶來感受上的巨大紅利，而且能夠替而代之的理性模型的獲得實際需要常人無法接受的巨大的努力，情緒驅動的思維一般會成為思維定勢，在很多人的頭腦里安營扎寨，共度一生。
因此說，雖然為了決策的正確，人們都有獲得理性思維的原動力，但做到理性太難，在很多問題上，人們的選項非常遺憾地只有“無知”和“自己騙自己”兩個。
群體的判斷機制：
選擇機制，大數定律與權威制衡
當人們走到一起，形成一個群體或一個社會，這個群體對事物的判斷就跟個人有了很大的不同。
首先，群體對事物的判斷并不好度量，因為它不能用一個簡單的數字來表述。由于人的思維的多樣性，人們對事物的判斷不僅是分散的，更經常可能是多峰值的隨機分布。因此，很難用平均值，中值，或最大概率值來對人們的思維做總結性的描述。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宗教信仰，你會發現每走出幾百公里人們的信仰就會有很大的區別。猶太人，基督教徒，穆斯林都認為上帝是唯一的，但到了中國或印度，你不難發現吃飯、生子、升學、財富居然都由不同的神靈把持，而且，不同的人對不同的神仙的信奉程度又各有不同。
其次，即使對群體中每個人的思維有一個很好的度量，由于群體的共識要求每個人不僅知道自己怎么想，還需要知道別人怎么想，進一步還需要知道別人知道自己知道別人怎么想，以此類推，共識需要此類推理無限進行下去，但實際并無法做到，所以就產生了一層對共識的不確定性。
共識的不確定性使群體在很多重要的事情上也很難做到理性。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是非洲草原上的野牛群，在跟比自己整體力量小的多的幾個獅子的斗爭中，如果有團結的共識，所有的牛都加入戰斗，是可以戰無不勝的。但由于缺乏共識，很難團結起來，在受到攻擊時就四散逃命，自然就變成了獅子嘴里的食物。
為什么需要共識才能團結？因為對任何一頭野牛來講，只要它認為其它野牛不會戰斗，它最好的策略就是逃跑，因為單個戰斗一定寡不敵眾。而即使它本希望戰斗，如果它沒有信心其它野牛也知道它準備戰斗，它很可能也會選擇逃跑。所有的牛都這么想，就都逃跑了。最弱的那個，跑得最慢的那個，自然就成了獅子嘴里的美食。
動物是這樣，人其實是也是一樣。大家都知道英國人曾經對印度進行殖民統治，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統治者實際是英國的一家股份公司而不是英國政府，而參與統治的人才幾萬人。由于很難形成反抗的共識，殖民者可以幾萬人統治幾億人，長達兩百年。
更有甚者，在十六世紀當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原住民王朝阿茲特克時，阿茲特克有上千萬人，而殖民者只有一百人左右。
形成共識不容易，但群體判斷有一些層面明顯超過個人思考。優勢之一是基于大數定律：如前面論述到的，每一個個人很難做到理性，由于模型或數據的缺陷，其判斷自然帶有誤差。但只要每個人的誤差是隨機分布，不是系統性的，把眾人的意見加起來平均，得到的結果就是最理性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們獨特的誤差都互相抵消掉了。
大數定律實際就是民主決策的最重要理論基礎。小到家庭，中到公司、機構，大到國家，民主討論解決的問題是個人的判斷誤差。天下沒有完全理性的人，任何人都會犯錯誤，只有民主討論能夠杜絕個人的必然誤差帶來的危害。
病人到醫院看病，遇到疑難雜癥時，能獲得的最高禮遇可能就是專家會診了。為什么是會診，而不是一個醫生來看？大數定律在起作用。
但民主討論不見得給每人一票。實際上，在大多數情況下，給每個人同樣的影響力并不是形成理性判斷的最好方式。前面講到看病的例子，人病了，為什么要看醫生，而不是讓親戚朋友一起到家里來討論一下再投票解決問題？很明顯，原因是醫生對疾病的判斷能力大大地超出了老百姓智慧的總和。
大數定律說老百姓認知的偏差可以互相抵消，但專業知識的欠缺卻是無論如何也用人多解決不了的。事實上，對于大部分人類遇到的復雜問題，包括所有的自然和社會科學以及應用技術，老百姓都無法自己解決，而需要依靠一小部分對這些問題有多年的深厚研究的專家來進行。
如果沒有這些專家，人類百分之九十九的知識創造和積累就不會存在，我們習以為常的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家里用的，嘴里吃的，等等都是不可能的。這里要強調的是這些專業知識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學和技術，像經濟、政治、心理等社會科學同樣依賴專家們的研究和解讀。
所以說，現代社會之所以可以從整體上取得很大程度上的理性，主要的原因是依賴了一套專家系統。每個學科的專家們是撐起社會理性思維大廈的棟梁支柱。對于普通的老百姓，對復雜事物的看法基本上不可能是通過自己的親自調研而形成的，而一定是在專家們形成意見后學習來的。
中國的那句老話——三個臭皮匠抵得上一個諸葛亮——到底對不對？實際上要看諸葛亮和臭皮匠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如果差別很小，那臭皮匠的平均會超過諸葛亮；如果差距是一個是專業，三個是業余，那這種說法就是大錯特錯了。
但專家們也是人，他們也一定會犯錯誤。自古圣賢，孔子、老子、釋迦摩尼、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柏拉圖、馬克思、亞當斯密、達爾文、牛頓、愛因斯坦，沒有一個是不犯錯誤的，而且會犯很多很大的錯誤。
如何能降低專家的誤判？唯一的辦法就又回到了民主討論的模式，就是在專家群體里進行制衡，杜絕一股獨大，讓大家通過開放、透明的討論來逐漸形成共識。
在學術界，學術期刊就起到承載這種民主討論的平臺功能；在社會領域，嚴肅媒體也起著同樣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講，學術期刊和嚴肅媒體起到的最核心的功能是一種選擇機制，就是沒有被大家公認的專業能力的人是很難在這些平臺上發聲的，因為他們的聲音里噪音遠遠大于信息。
這些平臺里的制衡也是極端重要。因為如果沒有制衡而是一股獨大，這些平臺就會重新變為一言堂，從而無法對沖平臺駕馭者不可能不犯的個人錯誤。這些錯誤可以是來自于個人認知的失誤，也可以是由于利益驅動，故意而為之。
從上面的分析不難看出，一個群體或者社會，要想把共識維持到一個高的理性程度，必須建立、支持一個篩選專家，并讓其在相互制衡的情況下，進行公開透明辯論的平臺。這些平臺越有效，群體的判斷就越理性，社會就能更有效率，避免重大失誤。
假新聞滿天飛：
互聯網對群體理性的沖擊
謠言和假新聞之所以產生，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因為造謠者誤判或興趣愛好，一種是利益驅使。由于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情況下很難做到理性，誤判是在所難免的。
比如，有些人對外星人深信不疑，一看到天空中的一些由于自然或人為的獨特現象自然會歸結為UFO造訪地球；有些人信了這個神或者那個仙，自然會把自己經歷的很多無法輕易解釋的現象歸結為神跡；
如果對科學沒有扎實的理解，當有人開玩笑聲稱美國宇航局說2020年的某一天地球引力有獨特的變化，會導致家里的掃帚能獨立立起來時，他會深信不疑，因為他親身體會、親眼見到。
但他不知道的是這個事天天可以做，處處可以做，和引力變化無關。當這些人把自己的所見所聞以及他們顯然錯誤的解釋再傳播給其他人時，謠言就產生了。
由誤判或興趣愛好驅動的謠言雖然很普遍，但一般并不會對社會造成太負面的影響。如果謠言是由于造謠者因為利益驅動而故意而為之，其危害的一定會存在，而且有時候極大。這種利益驅動的謠言數不勝數。一般來講，造謠者都是有巨大利益的社會機構或群體。
比如，上市公司為了維持股價，可以人為地做出表現華麗的公司運營數據，為的是在融資時欺騙投資人獲得更低的融資成本；政府官員為了執政業績，也可能掩蓋對本國或地區不利的經濟或社會狀況；
石油和煤炭企業，為了能長期生存下去，可能會雇傭科學家“發現”碳排放對全球變暖毫無關系；煙草公司，為了增加收入，可以造謠說抽煙可以預防SARS或新冠肺炎；科學家，為了發表論文，可能杜撰數據，偽造結果 。
由于謠言往往都是很能抓眼球的奇聞軼事，它的傳播力自然就很強。謠言的傳播機制很像病毒，是一傳十，十傳百。它是否能起到真正感染整個社會取決于幾個因素。
第一，是謠言本身是否可信。簡單的謠言往往不攻自破，復雜的、模棱兩可的謠言就很有傳播力。上市公司之所以經常有利潤造假的行為，是因為要理解一家上市公司的經營狀況本身就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尤其當外部投資人和內部管理人有巨大的信息不對稱時，外部投資人往往不得不相信內部管理人杜撰出來的數據。
第二，是謠言的受眾是否有自身免疫力。免疫力來自于個人對事物的判斷能力，需要有正確的模型和大量的數據。因此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群，老人，孩子往往是謠言的易感人群。
第三，謠言對社會的感染度取決于社會里由政府和專家群體形成的精英層是否保持了很強的權威性和公信力。
如果權威性高，當謠言四起時，只需要他們出來公開辟謠就可以很快化解謠言的進一步傳播。如果精英層失去了公信力，他們就失去了遏制謠言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有時就不得不用強制的手段切斷信息傳播的途徑來防止謠言的進一步傳播。
如何保持公信力？如果政府和專家在很長時間里沒有誤導民眾，他們的公信力就高；如果他們經常性的或在重大問題上有誤導民眾的劣跡，公信力就自然會下降。
建立權威和公信力有兩個重要因素，一是要求過硬的專業能力，沒有專業能力一定沒有發言權；這一點對講政治講行政的機構是很大的挑戰。二是要意識到精英層里的各個群體，由于利益的不同，會把輿論當作追求利益的有效工具。
因此每個群體都會有意無意地試圖通過誤導民眾來追求群體利益。社會永遠無法消滅個人或群體利益，目前看來，最好的辦法不是完全消滅謠言，而是通過精英之間的制衡讓誤導大眾的謠言受到其它群體的有效遏制。
如果失去了制衡，一股獨大，小股東們就無法保證大股東能習慣性的實話實說。這樣的社會就會充滿了懷疑，任何事情發生，大家的態度是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不可能。
互聯網，尤其是互聯網里的社交平臺，是傳播謠言的重要渠道。在互聯網出現之前，人和人之間的溝通成本是非常高的。
因此，社會的信息傳播機制是中心化的，傳統媒體起到了信息中介的作用：謠言和新聞都必須經過媒體進行整理和消化，然后再廣而告之傳播給每個人。
所以，如果媒體本身能保證在制衡的條件下進行民主討論，前互聯網時代的一些發達社會能依賴媒體的中介作用保持很高程度上的理性。互聯網社交平臺的出現使人和人可以產生點對點的無延時的連接，是去中心化的。這種平臺直接打破了舊的共識形成機制。
由于是點對點的連接，一個利益驅動的造謠者可以在沒有任何外界干涉的情況下跟易感人群直接發生交流。這樣謠言的感染就不是簡單地病毒式的，一傳十，十傳百，而是直接傳染百萬人、千萬人。
可怕的是易感人群之所以易感，是因為他們的思維中本來就有對此類謠言的認知偏差。這樣，當他們受到謠言的全天候轟炸時，他們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尋找和謠言相悖的信息源對謠言進行佐證分析。因此，他們就會長時間地變為謠言的奴隸。
這些互聯網平臺為什么不自發地去杜絕謠言的傳播？利益使然。由于大部分互聯網社交平臺的商業模式是靠賣流量、做廣告生存，平臺上的用戶越多，越活躍，平臺的商業價值就越大。謠言可以帶來更多的用戶，更多的點擊量，自然就成了這些平臺最好的朋友。
因此，要靠這些社交平臺自律是很難的，它們的商業利益和社會利益在傳播謠言這一點上是完全相悖的。
應對策略：加強精英制衡，鞏固
民主討論平臺，提防互聯網的負面作用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維持社會理性共識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但同時又是社會治理最重要的事情。
沒有絕對的真理，只有更好的判斷。能夠給社會帶來理性判斷的人是這個社會里各個方面的專家群體。在專家群體里建立制衡和民主討論是形成社會理性共識的最好的手段。任何否定專業知識，破壞制衡和民主討論的做法都會使社會走向誤判和愚昧。
謠言和假新聞是社會維持理性共識的最大的敵人。一個不能明辨謠言和真理的社會是危機四伏的社會。要杜絕謠言，最根本的方法是通過教育提高民眾的抵抗能力。讓社會里的每一個人都變成專家學者是不可能的，但教育能做的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提高民眾的科學思維能力。
科學就是一種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的根本是批判性思維，不輕信，不盲從，一切由數據說話，一切以邏輯為出發點，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要杜絕的是用感情說話，以權壓人，用利益誘導，堅持“我的就是好的”這種愚昧的自信。
互聯網是一個雙刃劍，一方面它使人們獲取信息的成本降到最低，因此更容易獲取正確信息，另一方面它使造謠者有了一個無比強大的超級感染平臺。
要降低這種負面效應，政府和專家群體需要加倍努力鞏固公信力。其次，正是由于互聯網社交平臺在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取代傳統媒體，這些平臺就必須真正肩負起自己的媒體屬性，通過自發的或者社會監管下的方式杜絕謠言的傳播。
由于社交平臺和社會利益的矛盾，社會必須通過輿論、競爭或監管讓社交平臺對謠言的傳播付出代價。這兩點如果做不到，雖然互聯網給人們帶來了生產和生活上巨大的便捷，但其對社會的理性共識的維持將帶來致命性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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